《步辇图》为唐代人物画，是现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。绢本，设色，纵38.5厘米，横129.6厘米，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，作品设色典雅绚丽，线条流畅圆劲，构图错落富有变化，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。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。 由于此
《步辇图》为唐代人物画，是现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。绢本，设色，纵38.5厘米，横129.6厘米，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，作品设色典雅绚丽，线条流畅圆劲，构图错落富有变化，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。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。
由于此图经历千余年的传承，如今所能见到的阎立本作品，尚无一帧能毫无争议地确定它为阎立本所做，这幅传为阎立本所做的《步辇图》，对它是唐代阎立本所做还是唐代其他画家的原创摹本，或为宋人波本有许多争议，而书画鉴定界对《步辇图》的讨论认为《步辇图》的绘制年代不晚于宋代，定其为宋人摹本。但不管是唐代、唐摹还是宋摹，作品的绘画水平都是很高的。
《步辇图》的争议
对比1959年版的《步辇图》和1978年版的《步辇图》两版的《步辇图》会发现，唐太宗手中的布袋不见了，宫女的手也变成了一段袖筒。唐太宗的右手被抹掉了。
唐太宗手里的小白布袋很重要，是因为它是全图的核心和眼睛，有了它，这幅图的主题就非常明确，是授官，而非许亲。
故宫的人对图的题记部分视而不见。史书上记载：“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，以吐蕃使者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，禄东赞是吐蕃之相也，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于吐蕃，其赞普遣禄东赞来逆，召见顾问，进对皆合旨，诏以琅琊长公主外孙女妻之……”
“拜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”，这个小白布袋里，也可能正是“右卫大将军”的印信。小白布袋(鱼符袋)是三品以上官员出入宫廷的身份标识，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在《玄秘塔碑》、《神策军碑》、《金刚经碑》碑文中，将皇帝“赐紫(绶)金(绶)鱼袋”录入碑文，以示荣宠。
《故宫博物院历代绘画藏品选集》的《作品简介》中，则把“琅琊长公主外孙女”，说成是唐太宗把自己的外孙女许给赞普松赞干布，实际上是把长公主的外孙女许给禄东赞。后来，在勘误表上，赞普松赞干布改正为禄东赞，但禄东赞娶唐太宗外孙女一句并未更正。
以女性充当挽舆之人，原已违背人之常情。自有辇车、舆、轿以来，充当舆士的都是男子，由于先天的性别差别、体力差别，因而分工不同，这在砖画、壁画、卷轴画上早有证实。远的不论，只就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风、汉成帝所乘的肩舆、陈宣帝的腰舆、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九乘轿子和七辆独轮车、两辆双轮车、三两牛车，以及《晋文公复国图》中累见的辇车，它们的舆士皆是男子，而这些绘制，皆是唐代本朝以及前后朝代的制作。
况且，《步辇图》挽舆的9名女子，从服饰的打扮来判断，与宫女完全不同，倒像是舞女。这一点，通过唐朝李贤墓、李重润墓、永泰公主李仙惠墓壁画的宫女打扮就知道。以舞女充当舆士，如果有也只有荒唐无道的国君才有可能，只有在后宫嬉戏时命舞女挽舆，而不可能在行幸中让国人、朝臣亲眼目睹，更不会在召见外国使节时亮相。
在《步辇图》中，可以看见唐太宗召见吐蕃使臣，没有穿朝服而是穿便装，并且一只左脚伸出袍服之外，露出袜子和圆口便鞋。这一露，也露出马脚来。
在古代的绘画中，为了完美地表现帝王，一般都画皇帝穿着考究，一般也都画朝服。这点从《历代帝王图》可以看出，皇帝端坐舆上的仪态都是正襟趺坐，即覆盖在衣裳之下的盘膝盘腿，连陈废帝亦不例外。此外，皇帝的服饰和使臣的也有所不同，使臣有使臣穿的服饰和鞋。
《历代帝王图》中7位帝王朝服与敦煌初唐壁画第220窟、维摩诘经变右下的帝王与群臣朝服相比，其服饰规格画法和色彩相当一致，都是戴冕旒、著青衣、朱裳、曲领、白纱中单、大红蔽膝、大带，以及足登有小牌坊形翘头勾在裙外的朝鞋。
上述种种，说明伪作者没有对这些历史常识进行过研究，或者根本没有见过皇帝是如何站和坐的。
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《宫乐图》，台湾地区的研究者将其认定为唐人作品。盛唐人的脸是肥肥的，这从《宫乐图》中可以发现，人物的脸上，圆脸线条画得结实，人物的手，一笔一笔的，随便哪张脸和哪只手，线条都很厚重。再看《历代帝王图》，人物也是圆圆的，是初唐时的画法。此外，在唐人的壁画中，眼睛都是比较阔的。
而《步辇图》的女子都是小眼睛小鼻子，身体很削瘦。这种风格在唐宋时的画里没看见，要到明清才出现。明清人物画一般是细眼睛小鼻子，身子弱不禁风，不过明清唐伯虎、仇英等人画的仕女尽管躯体瘦削，线条还是挺拔的。《步辇图》从线条上来讲，也画不过这些明清一流的画家，线条僵硬，甚至人物的眼睛都画得模糊不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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