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铜镜的发展及功能的转变

作为中国九大古都之一的大同，铜镜历史悠久，多年来发现了大量的铜镜。从1959 年大同市博物馆建馆以来的 60 年中，通过发掘、收集、民间征集等多种途径，馆藏铜镜已多达 300 余面，时代跨越从战国到明清时期。

“照日菱花出，临池满月生”，孕育于我国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之中的铜镜，是我国古代青铜器文化独立成体系的一朵奇葩。铜镜虽小，但它所映照的不仅是人们的容貌，还有千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，是岁月的记录，记载着文化、美术、科学、人文、社会形态、思想意识等内容。

关于我国铜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时代，古人将铜镜的起源归于轩辕氏。神话传说已不可考，目前，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镜是位于甘肃、青海一带的齐家文化时期的铜镜，距今约 4000 多年，此后铜镜历经商、周、春秋战国、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和必备品，直到清代中晚期以后，青铜镜才逐步为玻璃镜所取代。从四千年前齐家文化出现铜镜以来，各个时期铜镜的质地、形制特征、纹饰特点、铭文演变等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。

早期铜镜多注重实用性，对于其装饰性并未重视，形制比较简朴，均为圆形，镜面平直或微凸，镜身较薄，直径也较小，大多在 6~8 厘米，厚度多为 0.2~0.3 厘米。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一个成熟和大发展的时期，是中国古代铜镜由稚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。春秋战国时期铜镜在夏、商、西周铜镜的基础上，有了突飞猛进的全面发展。无论是铜镜的铸造工艺，还是铸造的数量，都大大超过了以前。这一时期的铜镜制作多精巧轻薄，钮细小，一般铸有精美纹饰，最常见的有山字纹、龙凤纹、花叶纹、连弧纹、菱形花纹等。

两汉时期，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，文化艺术空前繁荣，铜镜铸造业水平也得到不断提升。这时期铜镜的地纹逐渐消失，主纹明显而突出，铭文地位逐渐提高，且成为铜镜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甚至有的铜镜纹饰完全以铭文为主，铭文种类日渐繁多，出现了纪年铭、纪地铭、纪氏铭、“日光”铭、“昭明”铭等各种类型。这一时期铜镜纹饰题材有了极大突破，出现了四神博局镜、瑞兽镜、神兽镜、画像镜等新镜类，东王公、西王母等神仙故事都成为铜镜纹饰的新题材，这些铜镜文化的新特征标志着我国铜镜文化步入了鼎盛期。

唐代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隋唐铜镜，较前代又有了新的发展。在铜质的合金中加大了锡的成分，这样铜镜的质地上就显得银亮，既美观又实用。特别是随着社会进入相对稳定及繁盛的阶段，这时期的铜镜亦摆脱了两汉以来的神秘怪诞气氛，更接近于现实社会大众的生活，表现手法也更加多样。

唐代 花枝镜

到两宋铜镜除了继承过去的圆形、方形、葵花形、菱花形外，葵花形、菱花形镜以六瓣形为最普遍。此外还有带柄镜、长方形、鸡心形、盾形、钟形、鼎形等多种样式。并出现了很多花草、鸟兽、山水、小桥、楼台和人物故事装饰题材的铜镜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。此外，还有一些神仙、人物故事镜和八卦镜等。在吸收前代纹样的基础上，又创造出一些新式图样。以双鱼镜、人物故事镜较为多见，特别是双鱼镜、童子攀枝镜最为流行。

宋代 人物观瀑图镜

元、明以后，铸镜技艺逐渐走向衰退，这时的铜镜制作粗糙，较多的只有纪年铭文而无纹饰，仿造汉镜和唐镜的风气很盛，仿制铜镜一般形体较小，纹饰模糊不清，已无往日之风采，清代中晚期以后，铜镜逐渐被玻璃镜所取代。

作为中国九大古都之一的大同，铜镜历史悠久，多年来发现了大量的铜镜。从1959 年大同市博物馆建馆以来的 60 年中，通过发掘、收集、民间征集等多种途径，馆藏铜镜已多达 300 余面，时代跨越从战国到明清时期。从馆藏的大同地区出土铜镜来看，战国铜镜较少，汉代及宋辽金元时期较多，其中尤以宋辽金时期铜镜最多也最具地方特色，特别是一些别致的铜镜纹样、铭文、验记、纪年等。

辽代 八曲云龙纹镜

战汉时期大同属代郡、雁门郡之地，此时出土铜镜多呈时代风格。北魏时期大同作为其都城近百年，多沿用汉代铜镜并多有铁镜出土。辽金时期大同作为陪都，元代为大同路，是北方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，而且也是一个多民族融合聚居之地。辽金时期多见风格纤细的花卉纹镜、花鸟镜、双鱼镜及人物故事镜，又以双鱼镜和人物故事镜最多。元代铜镜多沿袭宋金风格，但镜体厚重，镜径较大。

金代 双鱼鲛人纹镜

纵观我国四千多年的铜镜发展历程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青铜镜已跨越了日常生活中照面饰容的用途，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，从最初的照容、装饰功能逐步演变为融合多种社会功能兼具美观实用价值的艺术品。对于馆藏铜镜的系统整理出版，不仅有助于了解铜镜的兴衰演变历程，而且对于研究大同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济、人文、社会形态、思想意识等方面也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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